花费半生积蓄，农村自建房热背后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农村自建房不只是一栋房子，更成为漂泊者连接故土、安放记忆的寄托
今年以来，在安徽安庆望江县做外墙漆生意的徐仙琴越来越忙碌了，她和员工们每天奔波在县城的各个村庄里，找客户、谈单、签合同。近年来，望江县农村建自建房的村民越来越多，徐仙琴瞅准了这波热潮，从去年开始做外墙漆生意，如今生意比较红火。
张强是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江苏农村人，他说，每隔一段时间回到家乡，总能看到几栋新起的自建房，有些在建，有些已经建好了。
前几年，张强在上海买了房，也定居下来。这两年，他的父亲开始催促“赶紧攒钱回家盖新房”。父亲直言：“村里人都盖了新房，就我们没盖、多没面子，盖了新房也说明咱们在大城市混得好。”每当这时，张强感到一些压力，因为他上海房子的房贷每月也有不少。
近年来，回乡建房正在成为农村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者选择把挣来的钱投回老家的宅基地上。
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自建房申请量同比增长23.7%，2025年全国农村自建房投资同比增长15%，其中高品质乡墅占比首次突破30%。
市场的嗅觉最为敏锐。当城市房地产行业步入深度调整期，而农村自建房市场兴起之际，诸多房企为寻求生存与转型，开始将目光投向乡村建筑市场。2025年，老牌房企南通六建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南通六建好房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乡村别墅建造。南通六建曾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负责过迪拜哈利法塔的建造工作。企业负责人表示：“虽然现在农村自建房的标的额比不上以前动辄几亿的项目，但如果按100万元一套、一年做20套算，一年下来也有2000万的业绩。”
《财经》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农村自建房热潮背后，不仅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住环境的改善，更受到乡土文化、熟人社会的面子文化乃至宗族文化的影响，更深入的原因背景则是，这股热潮也映照出农民“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一现实困境——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让许多农民在两头都找不到扎实的落脚点，或许农村一栋房子可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
农民倾尽多年积蓄建好房子后，还是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一年难得归来几次。毕竟农村人口流失越来越大，农村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
如何让乡村焕发生机与活力，让乡村自建房真正成为村民长期安居乐业的居所，甚至带来更多增收与变现的可能——无疑是一项复杂而紧迫的社会课题。
乡土情结和面子文化
从去年开始，林丽花一家决定在云南农村老家盖自建房。林丽花和儿子、女儿在江苏打工，丈夫身体不好留在了农村，便由丈夫来主管老家的建房事宜。
这两年，林丽花老家各个村建自建房的村民越来越多。林丽花说，农民们在外打工赚了些钱，最大的念想之一就是把农村的老房子拆掉盖起新房。一方面是因为以前建起的几十年的老房子确实破旧了；另一方面，常年在外奔波，老家是他们最后的退路。“哪一天在外面没有工作了，还可以回到老家，种地养鸡也不至于挨饿。”
除了将农村老家视为最后的“托底”，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林发勤看来，这股自建房热潮更折射出城市漂泊农民的情感寄托。越来越多的人返乡建房，表面是改善居住，实则是深受中国式“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的影响。正如《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所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让农村自建房不只是一栋房子，更成为漂泊者连接故土、安放记忆的寄托。
林丽花说，“在外面买不起房、买不起墓地、买不了地基，老家毕竟是自己的根，落叶归根，老了终归要回到农村。”
现实的经济算盘同样是推动村民返乡建房的重要动力。林发勤向《财经》记者介绍，当前，宅基地确权政策正在加速落地，这也意味着自建房经确权登记后，就具备了资产的属性，可以传承。相关政策规定，若农村房屋长期无人维护、坍塌一定时间，宅基地可能将被村集体依法收回，后代便不可继承。因此，很多已经在外定居的年轻人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选择回乡翻盖新房，守住这份可承袭的根基。
经济算盘之外，自建房热潮还有另一重乡土社会文化的推动——那就是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结构、面子文化和“邻里效应”。“当你看到隔壁盖起了小楼，对门修起了别墅，那种‘邻居有，我也要有’的攀比心便会生长出来。”林发勤说。
农村的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居所，更是一张无形的“脸面名片”，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圈子里，谁家的房子气派，谁家便添了几分荣耀。此外，很多地方的宗族文化也比较盛行，气派的房子似乎成了宗族地位的宣告。“正因此，农村建房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消费，更成为一整套乡土伦理下的社会仪式。”
张志国是安徽安庆农村承包自建房建筑队的负责人，明显感觉到这两年老家新盖的自建房越来越多，今年以来，他的建筑队已经承包了好几家的盖房任务。常年在农村建房，张志国对这种面子文化感受颇深。
张志国观察到，很多村民其实是跟风建设的自建房，看着旁边的邻居盖起新房了，自己也想盖。有些村民觉得如果村里都盖起新房了，就自己家没盖很没面子，会被认为是“混得不好”。“说真的，我自己也感觉到，盖了一个好房子，装修也更美观，在村民面前说话都更神气了。”
张志国介绍，他的一个朋友看到村里都盖了新房，为了给家人争取面子，建了一栋三层的房子。“但实际上他自己很缺钱，为了建房借了100多万元。”在张志国看来，在农村这种攀比心理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当前，林丽花家的房子只建了三分之二，已经花费了20多万元，预计再花费10多万元才能盖起毛坯房，建好后还要花20万元进行装修。林丽花算下来，至少要花四五十万元，这对她的家庭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巨大开销。
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返乡建房屋，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开销，是农民人生和家庭发展中最大的支出之一，不少农户为了建好新房，还需要四处借款凑齐费用。
林丽花家盖房子的钱都来自她和儿子在外打工的收入，过去一年来，林丽花每月发了工资都寄回老家，用于盖房子买各种材料。当下，盖房子的进度先停下了，因为钱不够用了。林丽花说：“等我再打几个月工攒了钱再寄回去。”
相比于云南，安徽的整体经济水平相对好些。张志国介绍，安徽农村盖一座房子加上装修，随便花费一下就快上百万元。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直接拿出一百万元是很困难的事情，大部分村民盖房时需要借钱。
近期，安徽农村徐辉家的房子正在建设。徐辉预估，40多万元建起毛坯房，再加上装修，预计最终花费八九十万元。徐辉直言很有压力，需要向亲朋好友借一些钱。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返乡建房往往倾尽全家多年积蓄。
在长三角省份、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不少老板在外面做生意赚了钱，回村盖起豪华的别墅。徐仙琴经常为这些建房客户供应外墙漆。
背井离乡的农民，空置率高的新房
一个通常的现象是，农村的自建房越来越多，可农村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
张志国在各个村带着建筑队建房，他观察到，走在村里的大街上，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在外谋生，或者定居城市了。也因此，农村房屋空置的也不少。
有研究团队对浙江省宁波市四明山区域进行的调研显示，2025年，四明山大岚镇闲置农户房产3700多间，面积超13万平方米，全镇平均农户住房空置率达到32.61%；鹿亭乡有五个村农房闲置率超过30%，其中，上庄村农房闲置率高达60%。山区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闲置房产数量不断上升。
2024年调研报告显示，福建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东坑村现有房屋696间，其中有305间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或村民较少居住状态，空置率达43.8%。宁夏贺兰县农村房屋空置率达30%以上，青铜峡市大坝镇三棵树村房屋空置率达80%。
村民花了大几十万元将农村的房子建好，一年只能节假日回来住几天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有的村民由于在外打工无法赶回，直接将建房子的事宜全权委托给建筑队了。张志国说：“村民盖好了房子还是要外出打工的，不然怎么还债，怎么生存？”
林丽花在云南的农村老家也是这种情况，年轻人几乎都外出工作，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了。虽然对老家的新房盖好很是期待，但林丽花表示：“即使我家的房子盖好了，我也无福享受，还是要继续和孩子们在苏州打工赚钱。老家那里太落后了，没有产业，没有就业岗位。”“如果能够在家附近实现就业，哪怕少赚点钱，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
一边是对新房的期待，一边林丽花却也很纠结发愁，儿子还没结婚，就算结婚了也肯定是在大城市谋生不会回到农村，可是林丽花和儿子这几年在外打工攒下的钱都花费在老家盖房子上了，短时间内肯定没有给儿子结婚买房的钱。
林丽花和儿子、女儿常年在外打工，2026年春节时，为了省钱，林丽花和儿子、女儿甚至没有回老家过年。
当前，林丽花和女儿一起在苏州租房住。林丽花感叹：“我常年在外打工租房，却把辛苦打工赚下的钱拿回去盖房，房子盖好了我也不能享受，依旧得在大城市打工。”
长期研究农村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曾对进城农民工“流而不定”现象进行分析。刘守英表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70%，但3亿农民工中在城市扎根的比例偏低，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房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农民落户意愿持续较低。
刘守英认为，“进得了城、扎不下根”的现象背后，反映出城市权利开放不足与乡土社会黏度强的双重制约，这种制约在不同代际间呈现显著分化，老一代农民工因乡土黏度制约而不愿外迁落户，新生代农民工虽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却在大城市面临城市权利保障不足的现实问题。
林发勤也认为，农村这股返乡建房热潮，表面看是个人选择，实际上也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农民进城后因户口、社保等限制难以享受医疗、养老等城市福利，子女上学问题也很难解决，农民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于是返乡盖房成了一种寄托和确定感的追求。
如何让农村房屋“活”起来？
如何让一栋栋农村自建房不再闲置，真正成为能够长期居住、承载温情与尊严的家？
“关键就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人才、资本、技术实现城乡间的双向良性流动。”林发勤表示，必须赋予乡村平等的发展权利，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让产业能够扎根、人口愿意回流。只有当人们真正回到村里生活、工作，那些自建房才能被用起来，不再空置。
《财经》记者在地方调查中发现，东部部分发达地区已率先驶入城乡融合的快车道，城乡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愈发活跃，还有很多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不必再背井离乡。
在浙江台州市东埭村的一家小型绣衣厂内，工人们正忙着缝制即将交货的睡衣，这些工人们大部分是本村以及附近村镇的村民。睡衣是东埭村的核心产业，走在东埭村的大街上，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也有几十人的小型工厂，都在经营睡衣生意。因为睡衣产业的存在，东埭村和附近的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
像东埭村这样的农村，在浙江还有很多，浙江很多地区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产业形态。当产业与乡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自建房便有了日常居住的温度。
林发勤表示，留住人关键是要靠产业来“撑腰”，没有人、没有产业的支撑，再多的农村自建房也只是空壳。
的确，一栋栋农村自建房不仅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还使得农村面貌大大改变，乡村整体环境优化，甚至乡村治理的效能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是，部分地方农村自建房的新建或翻建带来了资本回流和产业发展等多重效益，为农村带来了发展机会。
据悉，在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乡，政府以40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撬动约3000万元社会资本，引入专业旅游发展公司，在车田村和广兴村共投资350万元改造闲置农房10栋，并带动村民自行改造20栋。村民以房屋入股，每个房间第一年可获得1200元保底分红，往后每年增至2000元，运营权达20年。
在此基础上，当地还涌现出“博士咖啡”“精酿茶啤”、非遗文创工坊等一批小微业态，预计新增社会投资2000万元。
大量宅基地空置，也是资源的浪费。近年来，政策层面一方面严防资本下乡挤占农民利益，另一方面也在支持和推进很多灵活的探索和改革，盘活大量沉睡的宅基地和农房资源
各地的探索路径各有不同。广东珠海斗门区创新建立闲置宅基地有偿退出和指标流转机制，探索“多户联建2.0”模式，系统破解农村建房用地难、筹资难、审批难等问题。
2023年，湖南郴州启动“唤醒老屋”行动，探索农村宅基地改革，将闲置老宅改造成民宿。在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基础上，尝试通过流转租赁的方式，对闲置的老宅子进行盘活利用。
以高水平农房改造提升为支点撬动富农强村的案例，在杭州也非常多。例如，杭州富阳区以设计改变乡村，引入高端设计团队，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拆旧建新、带图审批、带图验收”16字方针，打破陈列式农居点布局，精心打造浙派、杭派特色民居村落；同时全面摸排农村闲置土地和农房资源，精准识别年用电量50度以下的农房，引入或组建多种模式强村公司，让“资源变资产”。
当前，不少地方对农村自建房发展给予了各项支持。例如，浙江通过多种措施帮助村民翻修房屋。比如在太湖源镇青云村，村民选定民居风格，只需要出材料和人工费，在规划、设计、基础设施、监理方面都不用花钱。在青云农房集聚区，数十户农民靠着数年积蓄或低息贷款盖起了“大别墅”。也正是在各项政策支持下，浙江诸多农房火出圈。
无论如何，让一栋栋农村自建房不再空置、真正发挥作用，最终离不开城乡深度融合与平等发展，实现城乡之间相互流动。只有乡村更有活力、有就业岗位、有完善的公共服务，才能让村民不再背井离乡，使自建房成为村民能够长期居住的真正居所，甚至带来更多增收和变现的机会。
（应受访者请求，文中张强、林丽花、张志国、徐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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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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